郎咸平单纯讨论死亡质量是本末倒置的,如何

你会立生前预嘱和遗嘱吗？

注：以下文字内容根据本期《财经郎眼》节选整理，完整版视频内容请拉至文章末尾，点击。

王牧笛：今天的《财经郎眼》，我们聚焦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涉猎过的话题——生前预嘱和临终关怀。这个话题我们从哪儿聊起呢？从最近网上热议的一个话题“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你是愿意进ICU抢救，还是自然安详的离开？”我首先先请各位嘉宾做一个回答。

郎咸平：我最有资格讲这个话题了，我的父亲年过世的，我妈妈今年上海疫情时候过世的。我爸爸跟我这样讲，如果我有什么，不要送我去ICU，不要去加费用，我不想插管子、不要抢救，让我死亡。我妈妈也讲了类似的话，可是我不管他们怎么讲，我是一定会抢救他们的。

王牧笛：也就是说在教授看来，长辈或者父辈他们有不进ICU的意愿，但是作为子女、作为家人，我们有一个中国式的医学伦理，就是不让他死或者起码推后死，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刘春晓：首先就是我个人的意愿的话，我不会勉强地去进行抢救。但是我想说的是刚才郎教授说他最有资格就这个问题进行评判，我是同意的。当你一个人做出一个声明或者一个意愿的时候，取决于你是否有这个资格和有这个能力来实现你这个意愿。比如说我说我想抢救，但是我没有这个抢救的能力，比如我没有这个钱。第二个，我的监护人，就是我的子女不愿意出钱给我来抢救。

张姗姗：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妈妈前些年就有一个大的手术，手术前后一共做了8个小时。我妈妈进手术室之前，她交代我，如果在手术室里面发生了任何意外，不进ICU、不做进一步的抢救。当时我为了让她放心地进手术室，我是说我答应你。但是事实上我要不要去救呢？我不可能说不救，救与不救之间的这个距离，太大了。

李银：但其实这里面，并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判断的。首先进ICU它是一个医学的术语，并不是说进了ICU就救不回来，或者是说进了ICU又代表了一个非常严重到不能够挽回的一个境地。救与不救，是医生先判断他有没有救的。

救与不救还包括了，病患本人和病患家属两层的意愿。刚刚刘律师也说了，病患家属他的财力能不能支持。但是如果你要问到个人身上，其实他判断的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这个病症他能救回来；第二，他面临的是生命最终的时期，可能无济于事。所以如果是问到个人身上，我觉得肯定是要事前清楚地和医生沟通。第二，人是会变的，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说我可以要求以后病很重的时候不要救我，但是可能到那一刹那我想活下去。

郎咸平：我来讲一句我的观点，我给各位一个数据，《经济学人》公布死亡质量评价，综合得分，全球前十名最优雅死亡的国家地区，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比利时、中国台湾、德国、荷兰、美国、法国。那么什么结论？他们有没有什么共性？我们发现都是免费医疗。单纯的讨论死亡质量是本末倒置的，如何快乐的活着，我想更重要。

王牧笛：当然，这一方面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免费医疗的问题，同时也是哲学问题、法律问题。我们先请教两位律师，之前对于遗嘱聊得比较多，但是对于生前预嘱，这是《财经郎眼》第一次涉猎这个话题。怎么理解这个生前预嘱？

刘春晓：它这个叫预嘱，更多的是对自己，做出这个预嘱的主体的生命权的一个处分、一个尊重。我们以往的提到这个遗嘱，是人生前，对于死后自己个人的合法财产的处分。

张姗姗：简单理解，生前预嘱解决还没死的时候的事，遗嘱解决死了以后的事情。生前预嘱这个东西，在深圳还没有出这份文件之前，我已经收到过相关的信息。我有当事人跟我说，有一些机构在推荐这个，就是我的五个遗愿、我的五个想法。

李银：事实上，在此次立法之前，去年三月深圳市就成立了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公众可以通过书面、录音录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前预嘱。主要内容包括要或者不要什么医疗服务、希望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想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希望谁来帮助自己。

张姗姗：就是对于临终关怀这一块的一个推动。但是这个东西目前来说它有几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它只有一句原则性的规定，告诉大家有这么个权利，但是最终这个权利它怎么落地，细则是没有的。比如说，如果一个老人做了一份生前预嘱。他说等我在什么什么情况下不要再抢救我了，孩子医院，当时如果老人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医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孩子说不行，我就得救，这是我爹我妈，我不救他我一辈子不安。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的医生听谁的？还有反面的一个问题，突然一下子老人在最危急的时候，迸发了求生的欲望呢？孩子说我不救了，你看我妈有这个预嘱；医生说好，不救了；老人说不行，我还想活。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最终的结果，判断救与不救由谁来判断？

李银：但其实这个事大家应该没有太仔细看吧，它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到生命末期、第二个是可以自然死亡。在两个前提条件之下，这个预嘱才会生效。生命末期，医生来判断，不是我们普通人来判断、也不是患者自己判断。而这时候确实会存在患者的意愿是不是发生改变。

刘春晓：其实我们这个新的措施，在深圳是一个试点。我们可以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去细化它，如果说把它向全国做推广，或者是更大面积的去落地的话，我认为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真正符合能够做一个生前预嘱的这个主体，是非常少的。

郎咸平：其实我刚才想个问题。我说如果我到了那一天，我最爱的女儿跟我讲说不要救了，我那个真是难受。

刘春晓：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在他肝癌的晚期，按照道理说他可以不断地去化疗延长他的生命，但他放弃了。第一是太痛苦了，每一次化疗对他的伤害更大；第二最后即使化疗的话，可能延长就两年左右，不化疗大约也就是八个月左右。他愿意用八个月，比较体面的这个时间陪陪家人，和家人留下比较美好的记忆。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选择的，我们要尊重他们。

王牧笛：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抢救之后，他生命得以保存。但是他从此插上那个鼻饲管，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就这样他在病床上整整熬了六年。巴金老人是年去世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长寿是对我的一种折磨。”

生前预嘱，是一个新的物种，其实也有人说生前预嘱如果它也加入了身后财产权的这些东西，他又变成了遗嘱的一部分了。几位嘉宾，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比如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讨论很激烈，普通人要不要立遗嘱？教授你会立遗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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