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手表,即是我的轻奢生活滇西视觉

去欧洲旅游，启程前就想好了，国内什么都不缺，不要到了欧洲买了“中国制造”回来。咨询去过的朋友，说是到了瑞士，表是可以买一块的。于是暗下决心，到了瑞士就买块瑞士表回来，应该不会有假货。

在欧洲转悠了五六个国家什么也没买，确实没什么可买的。到了瑞士，导游介绍说，这地方手表不叫手表，叫“腕表”。导游也是一直“腕表、腕表”的跟我们介绍，起初还以为是“万表”，后来才搞清楚是“腕表”，“腕”字我读第三声，人家读去声，所以误会。导游进一步解释说，卖场里有华语导购员，不用担心语言不通。这些华语导购不一定是中国人，有可能是新西兰的华人或是生活在瑞士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外籍华人，也有从中国台湾或是香港来的，能讲点华语就成了导购。说买手表，人家就知道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以及所有的词汇里，只有手表，没有“腕表”。

但我最初的手表，确实又是画在手腕上的，是名副其实的“腕表”。

这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认时间，用硬纸壳做了个大的表盘，上面安了可用手拨动的时针和分针，转着圈地向我们提问：“这是几点几分呀？这个呢？”我们也注意到了，老师手上也没有表。怎样掌握上课或是下课时间呢，全靠值周老师上课急促地摇铃，下课懒懒地敲钟。

因为这是几十年前的事。那时候手表是很金贵的，普通家庭有钟表的不多，如果拥有一块手表，那是很值得炫耀的事。受到老师的启发，也是出于对手表的向往，我们就把表画在手腕上。用墨水瓶盖按在手腕上画个圆，再把圆等额分成四份，写上12、3、6、9，在每一份上画5根短线代表分钟的刻度，然后再画时针和分针，最后是绕着手腕画表带。虽然跟真表相比相差甚远，但一群毛头娃娃还是一有时间就挤在一起，比比谁的表盘圆谁的走针直谁的表带有花纹；也有相互故意问对方现在几点了，对方也就煞有介事地挽起袖子装模作样地看一下，随口说几点几分了，另一个说你的表不准，应该是几点几分了，模仿当时有表一族的作派，显然是一种少儿游戏罢了。

上初中后，有个同学把他父亲的表偷来戴了两天，我们都围着他转了。你摸摸他戴戴，十几个同学轮了个遍。因为我们两家是一个寨子里的，从家里出发就看是几点几分，到了学校又看是几点几分。也就是那次，我知道从家到学校要走45分钟，从学校回到家也要走45分钟。到了高中时，拥有手表的老师们也多起来，几乎成了标配。我们班到学校“五七农场”劳动，老师有事不跟我们到地里时，就把手表让我带着去，好掌握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我可不敢把手表戴在手上，只是装在兜里，生怕把老师的表碰坏了，思想压力不小。

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我当了拿工分的老师——民办老师。学校分为小学部和初中部，中间隔着一条小河，距离八百米左右，上课下课统一听小学部的钟声。遇上刮风下雨，那钟声就听不真切，常常是该上课了学生还在院子里玩着，该下课了该讲的还没讲完。初中部大多是民办老师，我们一月的伙食补助费是十二元五角，当时一块上海表是元人民币，攒钱买表没那么容易。何况有的民办老师已有家室，要养家糊口，买表是天方夜谭。

为了准确掌握上下课时间，我先是买了个马蹄钟，钟山牌的。表盘上一只老母鸡带着两只小鸡一刻也不停地啄食，咔嚓咔嚓声在课堂上很响亮。偶尔也有上错闹铃的时候，正上着课叮铃铃一阵乱响，闹得学生一激灵，还以为苏修或者美帝打过来了，我一把拍了过去，关了闹铃，同学们明白过来后又哈哈大笑。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买一块表。

一年后，东拼西凑花元买了一块上海表，那是我一年的生活补助费。当时买表很难，有钱也不一定买得着。因为按规定买表不仅要票证，还需要单位审批后加盖公章，商店才予以受理。办完审批手续后，我得到一张购买通知单，上面是这样写的：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市场活跃稳定。近年来手表的生产和供应虽不断上升，但还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打击投机倒把，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本店对手表供应采取“定额分配，凭票供应”的办法，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凡属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概不供应，请你单位在发放票证时严格按此原则处理。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情是有些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我出身贫农家庭，县供销社主任是我姨爹（办审批手续其实也是走过场），他放心这块手表不会落到“地、富、反、坏、右分子”手里，而且是卖给非常土气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虽说当时那叫“走后门”，他也不怕担责。记得手表买回来后，左看右看横看竖看，时不时把手表贴在耳朵上，凝神细听全钢手表的钢音，那种欣喜的感觉真的无法形容。还特意买了块手帕，不戴时取下来用手帕擦净汗渍，认真包裹好，睡觉时压在枕头下，轻微而清晰的走时声伴我入眠。

这块手表陪伴了我10多年，没有修过。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现了电子表，后来是石英表，不用上弦，走时还准。有了手机之后更觉得戴手表没有必要，就把“老表”置入箱底，几近遗忘。好在记忆还在，而且是非常美好的记忆，再拿出来戴时，因“老表”年迈而走时不准，于是乎就拿到钟表店里修。

说到钟表修理店也有很大变化。过去钟表修理店，店员都有一个四方形的桌子上套着玻璃框，玻璃上会挂着待修的或是修好的钟表。桌子上有小抽屉，每个抽屉里装着修理的工具和各个不同品牌钟表的配件。师傅修理钟表要先听听声响，然后将钟表拆开查看游丝，时间快慢调整全靠游丝，或者用油壶在需要补油的地方补油，增加润滑。问题严重的要把表上所有零件都拆了清洗再安装起来，修好后还要再观察几天，走时准确，才发还顾客，一丝不苟……

现在修表就简单了，就是换电池而已。如果是好的机械名表不容易坏，坏了也不容易修，修了也不会好，毕竟有这种技术的老师傅在世的也不多。在保山真正以修表为单一业务的店已经没有了，最后一家是在陆家巷的“钟表门市老店”，看到在眼皮间卡着放大镜的老师傅，历史陈旧气息扑来，与巷外繁华恍如隔世。本以为这样的钟表店在保山已经绝无仅有，想不到在年中也关门了，成了水果商店。原因是修一块老式手表收费不可能太低，修理费可以买一块全新的石英表了，还不用上发条，真正是修不如买了。现存“修表”的地方是在理发店或是什么商铺门口摆个小柜，上面有“修理钟表”字样。有的与刻章、补鞋合二为一，其实就是换换表带或是电池，跟传统意义上的修钟表完全不一样了。虽说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今天，浪琴、梅花、英纳格，进而欧米茄、帝舵以至劳力士这些名表，其足迹已遍及各大商场的专柜。而旧式的钟表修理行业，随着时间的流逝，辉煌慢慢地只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了。

世界上的第一块腕表是年由百达翡丽专为匈牙利一位伯爵夫人制造的，百达翡丽也因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块腕表而显示出品牌实力。半个世纪之后的年，卡地亚针对“飞行员在驾驶过程中掏出怀表非常不便”这一实际问题，与制表商积家合作，设计出了用皮带扣绑在手腕上的款式，成为真正的现代腕表的开端。

不管怎样，作为记录时间的工具，手表自诞生之日起便为世人所着迷。每一款手表无论是简朴凝重，还是高贵奢华，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虽说如今显示时间功能的物件比比皆是，手机、电脑、车里的显示屏，但我还是渐渐地意识到，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一块好一点的表。女人看包，男人看表，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个打算，到了瑞士就买了一块瑞士表，算是自己买给自己的纪念品。

瑞士是手表王国，有一千多个手表品牌，在中国听说过的也就那么十几种。人们就说到了瑞士看山看水看腕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到处都是卖表的商场，特别是在瑞士中央银行附近，如同菜市场一般，感觉瑞士就是用腕表堆砌起来的。

这次欧游的团友，都跟我一样是有个岁数的人，事实证明与我拥有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到了瑞士后，几乎每个团友都买表，不是买给自己就是买给亲人或替朋友买，相似的生活阅历，让我们“英雄所见略同”了。

与四十年前买上海表不同，那是工作需要，现在买表，是在追求老来的轻奢生活。轻奢生活与财富多寡无关、与地位高低无关，但与年纪有关。我们早就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是那午后的阳光，西下的夕阳。买一块好一点的表，看秒针在表盘里急促地赶路，我们反而不急了，慢悠悠地泡上一壶茶，就坐在那午后的阳光下，在等待夕阳西下时，看表链上折射出的这个时代社会运行的轨迹，也是对那段从无表到有表相关生活的追忆。

作者：高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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